六  O  视  线  

                   ——生于六十年代的艺术家2004圣诞水墨大餐

 

 

几 度 沧 桑  [李小山]

 

60年代是个特殊的概念,与50年代相比,这个年代出生的人没有很多沧桑感,与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相比,他们又经历了不平凡的童年时期和变幻的少年时期,留下的印象自然而然影响到他们的世界观。正如我们见到这批60年代出生的画家张正民、靳卫红、崔见、崔进、王国斌、刘红沛、张灵,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相似的表情,这种相似是隐藏在个体化和个人化背后的。丹纳在论述艺术家的个体与群体关系时做了一个比喻任何艺术家都有他的“家族”,换句话说,任何艺术家都逃脱不了某种必然性,它潜在起着不可逆转的作用。如果我们把视野打开些,便会发现,不管是画家也好,作家也好或导演也好,年代是他们的门槛,这是有过一些阅历的人的常识。

在中国画坛,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画家已经逐渐崛起,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自足的力量。其实,无论从哪方面说,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画家都有他们突出的优势:第一:他们没有被卷进“文革”恶梦,因为他们尚在幼年,第二,他们有幸逃避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苦难,因为他们还没有长成劳力,第三,他们赶上高考制度的恢复,因为在他们的人生转折阶段,正值改革开放实践的起步。我从来不赞成那种矫情的说法,苦难是人生成长的助推器。毫无疑问,成长需要付出代价,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是越小越好,而不是相反。当然我得补充,从当下的很多怪现象中可以看到,一帆风顺的人很容易夭折,他们太脆弱,几乎是不堪一击的。60年代出生的画家的优势正好在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挫折感提供给了他们较强的免疫力,既能够切身体验生存内容的厚重与复杂,又善于化解外部力量的压迫。

就绘画本身而言,他们也显示了这个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画创作上,60年代出生的画家具有本能的自足性。我意思是指,他们没有舍弃传统中国画的创作方式,也没有加入到肆意妄为的“乱搞”的大合唱中,他们基本上还是依据秩序和规则在发展。中国画问题的讨论与传统文化的当代性转换是一致的,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画始终处于争执不休的状态,这给画家的实践带来了麻烦。我看到许多画家摇摆不定,缺乏明确的始终如一的目标,在各种思潮、各种言说的夹缝里左右为难,反映了他们在创作上的深切迷茫。没有一个自信的画家会长时间地受到外部风尚的干扰或影响,即便是“家族”交叉的连带关系,也仅仅只是标签上的区别。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放在60年代出生的画家身上时,不能忘记他们所具备的素质之外,还有每个个体之间的差异。

观众和读者在七位画家的作品里可以发觉,差异的存在是和他们每个个体的存在相关的。譬如,他们的爱好、知趣和才华不同,并且他们在绘画上的理想和追求也不同,人物画、山水画等等,包括写意性的、表现性的和比较工整的,这些方式本身就预制了画家在形式上的个人化特点。我想指出一点,形式的个人化特点与其品质的高低优劣是无关的,它只表达一个信息:画家在爱好和知趣方面的东西。七位画家中的大部分人是我的校友.另一些则是朋友和熟人,他们的作品在我的印象里已经定格,这表明,一段时间之内,他们的创作方式是固定的。画家需要在某个阶段固定自己的形式,以保证深度挖掘的可能性。但是事物总是一正一反的,很多画家不能从原地踏步中解脱,只说明优秀的画家毕竟是少数,而正是这个少数才勾画了绘画发展的轮廓。

我还得强调一点,我们处在一个量的急剧膨胀和质的飞快萎缩的时代,这是因为需求的增长过于旺盛,因为天然的欲望过于无度,人们常说现在诱惑太多,是的,诱惑太多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人们自身的失控。我前面说过,60年代出生的人具备阅历上的优势,正像我们面对的这七位画家,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不难发现某种坚持:坚持对人生以及艺术的信念,这是令人欣慰的预兆。他们的不断努力已使自己的画接近于自己的理想,在观念,在画风,在技巧和塑造上,都得到了比较丰盛的收获。这当然是阶段性的收获,但是它表达一种愿望:在未来的图景中,他们会获得更多的自我发展的空间。

 

李小山        

 


 

    画展作品:

 

王国斌 刘红柿 张正民 张灵
  
崔见 崔进 靳卫红
  

 

更多作品...

 


 

    画展活动现场:

 

 

江苏省国画院院长赵绪成和其它文艺届领导在开幕式上 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高云在活动现场
 
 举杯同庆 参展画家
 高云厅长在欣赏画展作品 记者采访
  
 画展一角 画展一角
 
活动现场 参展画家
 
 接受采访 江苏省收藏协会秘书长章义平在活动现场 
  
  参展画家  现场一角
 
 二位策展人 参展画家
 
交流观感 现场交流
 
  作品前留念 画展一角
 
  现场一角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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