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连实验艺术的“鸟巢”

 

可以简单下来的问题,但注定要经过越来越复杂的过程。

的确,现实中有很多是可以选择的,象写文章,你可以特立独行,也可以收罗一些学术性很强的文字,再组合一点自己的见解,出来后一般很“成立”。这里有个以小博大的问题。就象王南溟先生对艺术家徐冰作品《9·11尘埃》的批评,《尘埃》借一个“天大”的事件,浅表的把一个东方符号巴结上去———其实就是一种以小博大的伎俩。我以为这种批评的最大价值是突破了论功行赏后的话语权力———往往一个“世界艺术奖”、一个“普利茨克奖”面前我们便产生失语症,附带说好,除了赢得认同感,也显示自己能跟上观念的革新。我一直很欣赏一部小说里的情节,一位首次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工人在旁听了发言后,敏锐、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很快遭到一些学者的排斥,他当时说:“我的观点都是血和肉从生活里熬出来的”。今天的学者、艺术家思考问题则习惯立足于文化、艺术。当别人称我“职业艺术家”时,我觉得非常别扭,因为这意味着你总要背负这个名号的包袱或是这样一层皮。相信最好的艺术作品、思想的产生是在一个更平凡的基础上自然析出的。

但我很欣赏一件以小搏大的作品(很抱歉,忘了作者是谁)。其实是一件简洁的观念摄影———在上海金贸大厦附近找了一个位置、角度,固定好镜头,然后取出一根牙签连接镜头中金贸大厦的顶端,一下子就感觉这个耗资数亿、与亚洲类似建筑攀比高低、上海人引以为脸面的建筑———仅凭一根价值一、两分钱的牙签便轻巧的使其高度在镜头里提升了1/3。它轻松展现了佛的唯心观,反讽了当下建筑领域的图腾造势,用牙签去挑弄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脸面建筑,而且做得干净、惬意,应该承认作者有或无意识的使用了以小博大———但这并非投机而是作品的自然组成部分。与过去东村艺术家的集体行为《为无名山增高一米》不同,后者是反向的,附带了生活的沉重(诗意)与数位艺术家的躯体(血气)才为一座无名的小山增高了一米。我一直很尊重这件行为艺术作品,它真实传达了当时实验艺术家的普遍生存状况,一定有个隔阂,就是早期民众对待“漂”在北京的贫困实验艺术家们的态度,自然也附带了艺术群体对这些民众的不屑。境况在今天也一定改善,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是官方对待实验艺术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当然和国际上对本土实验艺术的长期扶持有关。

最近在中国首都谋发了几件事实上的实验艺术作品(都是大型公共建筑),每件耗资几十个亿,由国外一流设计师设计,几乎通通由政府买单———包括代表国家大剧院的“蛋”、代表国家体育场的“鸟巢”、代表国家游泳中心的“水立方”与代表CCTV新楼的“蓝色恐龙”等。记得当初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时候,因聘请了嗜好火药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为晚会设计焰火,整个消息让中国很多实验艺术家振奋。的确,在与官方合作的态度上,如不少有识之士所言,我们并非是为抵制而抵制。但相信尤其是今天,无论面对官方、西方势力还是资本利益,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现实的批判精神。在借2008年奥运会于北京密集投胎的这批实验建筑面前,如果以所谓精英分子的平静心态审视,这些都是个“小”———在首都也好,耗资几十、上百个亿也好,一旦落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落在十几亿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落在整个世界、落在宇宙中......或许只有把一个有限的东西放在更广阔的背景来思考,才能尽量摆脱其中世俗权势、利益的纠跘。

那么,“蛋”、“鸟巢”还是“水立方”等,这几十、上百个亿的“小”是为了博取什么样的“大”呢———喻示我们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尊重艺术?越来越能代表先进文化(或吸取“中国化”的西方文化)?能改善投资环境?能以点带面促动发展?能充分表达与时俱进?能在奥运会前后赢得十足的面子或借机添几个“永不落伍”的硬件来为首都提色并改变既有的文化特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似乎已经不需要从纯商业的角度为奥运会冷静地做预算,因为这是一场政治仗,更是一场观念仗!可一旦思辩落入了实验艺术的观念系统,那无疑比被抛入了埃舍尔的怪圈还要晕眩,因此,本文的讲述将着落于世俗的低层面与庸俗的现实生活。目前的局面是,引发的争论已导致部分上述实验建筑的停工,诱因除了“蛋”的设计者安德鲁因同样出自其手的戴高乐机场发生坍塌,“水立方”因其特殊薄膜每年高昂的折旧费,同样以“鸟巢”为例,除了大量的钢材耗费与建筑的安全稳定性等因素受到质疑,也和甲方的出尔反尔有关:一开始标书里的造价标准是40亿,表示你认了这个帐(“鸟巢”方案的报价为38.9亿),但过后你自己又嫌造价高了。如果打着40亿的旗号在适宜的时机要求降低成本,或是一种商业伎俩,但反悔恰恰出在动工以后,从这点就能判断制定计划的人当初一定是头脑发热。记得毛泽东领导时期,或出于一位政治领袖的热情,当时就对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表态:你们需要什么,中国就支持什么。后来是真支持了。当时的境况是中国的经济极度匮乏。毛不在位后,很多人对此就是一句通俗的评语———打肿脸充胖子。

当然老百姓也有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本人就有一段深刻的体验,那是九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小老板,自己经过努力赚了点小钱,当时成天就想着如何扩大规模。说不清什么冲动,一天我抓了几千元跑到闹市区,连转了几家商场,最后选中一件皮大衣,样式很特别,貂毛领子,据说是意大利名牌。卖货的小姐把我伺候得象上帝一样,头脑一热我便拿出近四千元买了下来。现在想来,这种冲动除了虚荣心,也饱含对未来的憧憬,例如:穿得体面别人便不知道你浅薄的经济实力,可以接触高端客户;穿好了更加自信,有更好的心态面对客户、合作者。但以后的事实是,这层特殊而尊贵的皮,除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自我感觉良好,它几乎没有给我带来额外的任何好处。也确实有客户一见面吃不准你的底,有些尊重的意思,但决定一桩买卖能否成功有很多因素,当时商界也较普遍存在暴发户心态,但没有人是傻瓜,凭着一身皮就把单子给你。只有出入娱乐场所时满足了一下虚荣心,但拿你当大款是为了套你更多的消费。最难受的是挤公车,因为经济实力有限,主要交通工具仍是公交车,经常没有座位,当耸拥着这身臃肿的皮一只手吊着站在拥挤的人群中,常有人用怪异的目光打量你。回过头来看,当时自己不仅幼稚、更是愚蠢,这些钱可以孝敬父母,可以买值得看的书丰富自己,可以交往更多的朋友,或作为资本的积累以后用在刀刃上。

回过头来看,当决定买这层皮,你能举出若干理由;认为不该买这层皮同样也能举出若干理由。以上较详细的讲述了这层“皮”的故事,因为在“鸟巢”争论中,艾未未先生讲了一句名言:“人的欲望也是设计的指标之一”。在面对“鸟巢”用钢量超标等意见时,艾未未先生提出的佐证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耗费了多少钢?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能不能做小?但这两者与他所担任顾问的“鸟巢”缺乏可比性。埃菲尔铁塔其实是法国历史上自然析出的产物,虽然耗费了7000吨钢,但它本身的定位就是铁塔,尽管当时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但铁塔和周围环境存在重要而明显的关系:因为巴黎至今也以低矮建筑为主,需要一个很高的东西以求由视觉而来的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铁塔目前每年有600万人参观,属于一个赢利的重要旅游景点。而作为法国援建的美国自由女神像,其历史背景是当时国际社会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矗立的女神像也体现了这个国家历来推崇的自由精神。如果借一个极其短暂的奥运会只造一个“蛋”或一个“鸟巢”或一个“水立方”,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并留有余地。然而,这批实验建筑除了耗资惊人,都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在一块相对狭小的场地被密集催生出来的,并带有典型大跃进式的作风。有人提出“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与德梅隆曾获普利茨克奖,他们又是如何忘我的工作等等,但这些完全是另一码子事———关键是我们究竟需不需要这些东西。象上面提到的那层皮,它是名牌,是意大利原产,但实际上应该是和我没有关系的。

前不久济南提出要建“中国式的埃菲尔铁塔”,外观结构均仿造埃菲尔铁塔,计划30个亿,比320米的原塔还要高出180米,目前前期的拆迁工作已经铺开。早在2003年,巫山县政府也对外放风,说是要在巫峡的峡口造一座“巫山神女塑像”,高度要远远超过美国自由女神像,造价为4个亿,后来在重庆市长“尊重自然”的告诫下和各界的强烈抨击下,该计划才不了了之。类似思路其实比比皆是———我们要建最高的楼,要造最昂贵的偶像,要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显示屏,要最能代表先进科技的运动场馆......据说当时新建的巫山县大街上到处是塑料的椰子树,想起前不久我所居住的城市很多临街的房屋临街的一面都要重新粉饰改色,我的住房正好临街,由于搭建的脚手架把窗子封住了,玻璃窗根本推不开,一家人连老父老母在屋里足足闷了一个多月,很快楼下的绿化带也撤了,改为停车场,环境越来越恶化,后来我们只好往郊区搬,一到郊区便发现两边拖了十余年的若干烂尾楼临马路的一面也在粉饰。

如果有重要的客人将要来访(他们或能带来资助),一个并不富裕、拖儿带女的家庭便要做若干准备:一个选择是买一盏华丽、昂贵的吊灯和一套有“品位”的家具,并将房屋重新装修粉饰;另一个选择是将房屋整理得干干净净,保持这个家庭的本色,让孩子们吃饱玩好有发自内心的笑容与脸上自然洋溢的红光。显然,作为一个虽不富裕的家庭,后一种选择更能够体现她的尊严与自信,以本色交往也更能赢得支持。在第一个选择中,客人如果从你孩子的脸上读出苦难,发现那些没有被掩盖住角落里的污秽,对照这些华丽的家具、灯具,一种不真实的拼凑感会使他从内心升起对这家主人的轻蔑。我毫不怀疑有关方面的宣传造势能力,但你能把临街的那面墙粉饰了,你就能粉饰一切吗?今天,我们不能仅仅处于狭隘的艺术角度,更要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个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在关系民生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冷静听听那些给政府上书的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他们至少少有前卫文化领域对观念的滥用。

就象目前争议最大的“鸟巢”,有关方面这样解释它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因一系列辐射式钢状结构旋转而成,酷似中国瓷器的裂纹”。或许是为“吸取‘中国化’的西方文化”找点证据。这种解释不一定就是荒谬,因为孩童面对一个物体也会有连绵不绝的想象。中国瓷器的裂纹一般淡雅细致,即或有较粗裂纹但总有粗细的渐变,好的裂纹尤其显得自然天成。从效果图可以清楚的看到,“鸟巢”的钢带粗大、机械、呆板并多以“井”字形交织,如果非要和中国的瓷器裂纹发生关系,倒更象是瓷瓶落在地上———碰撞地面后已经严重开裂时的效果。同样有趣的是,“水立方”的建筑基础自称是能够实现一个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数学猜想,也即今天都柏林两位物理学家对“泡沫结构”的研究,还举出了若干优势,说是采用了世界一流的节约资源的设计。后来仔细一核算,其高科技的膜结构每年ETFE薄膜的折旧费就可能高达两三千万元。这里,艺术观念、文化观念与科技观念其实都混入了一团糊弄公众与作蛹者自身的面团,它能根据表达的需要揉出各种形状给你看。以前曾看到吸毒者沉迷感受的描述———“想什么,就有什么”。

好莱坞也会为一部大片投入上亿美金,除了使用世界一流的科技手段,文化上也融合了多种观念———但整个制作的成本乃是严格控制在对票房精密估算的基础上。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游十三陵,进入这些庞大的地下宫殿,几乎每到一处都有文字说明,说这一处的修造费相当于当时农民多少年的口粮、或多少年的收成。作为从小喜爱艺术的我对这些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语言是反感的,如果没有巨大的耗费,能给我们留下灿烂的文化吗?但现在知道历史对遗留的文明也是有其法度与选择的。尽管金子塔与斯芬克斯像、包括玛雅神庙、三星堆等若干历史遗迹为人类留下了灿烂文明,但它们的建造并不是为着狭隘的好大喜功与虚荣,乃是与实用的集权统治、宗教信仰、人与神的关系等诸多自然因素有关。如果今天以为通过国外一流设计师的“高端”观念并耗费巨资就能满足我们的一厢情愿,那不仅是勉为其难,可能会应证一句古话———“执者必失”。

冷静打量这批实验建筑,尽管表面上差异甚大,但它们确是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价值取向———也即代表前卫(实验)艺术的观念的胜出。感悟于此,也就不难发觉各方面对本土建筑设计师、建筑单位早已深埋的失望。前不久吕澎先生以其策划的“贺兰山房:艺术家的意志”作了一次尝试,他邀请了十二位非建筑领域的知名艺术家各设计一套建筑,并且已开始施工。或出于商业、时间等方面的考虑,对艺术家的选择肯定不是通过详细测试去考察他建筑方面潜在的造诣,而是艺术家所处的不同文化圈子和他在相应圈子的知名度与特殊性,当然,这里也有私人的交谊。所以它很难真正象吕澎先生提到的那样“去打破普遍的平庸”。但我以为该活动最大的价值体现是有商家肯为这种尝试买单,已经不错了。如果地方上更多是跟风,首都的这堆景观则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态,但为什么要通过即便在西方也多受排斥的实验建筑呢?是借玄迷的实验观为内在文化素质的欠缺作一种遮掩,还是借“高端”的物质存在为贫乏的精神与潜藏的自卑作一种遮挡?

语言似乎总为悖论困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跟着又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无法去论断一个过程,不仅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连《圣经》上也写着:“万事总是相互效力”。但所有的创作者还是需要三思而后行———某种意义上,这批实验建筑的真正作者还是官方。或许,所有参与了实验艺术创作的中国艺术家们都应该骄傲,也正是他们在国内、国际上制造的林林总总的影响与氛围,才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催生了这批实验建筑。

隐约的,我还是听见了既得利益者更均匀的鼾声,一些前卫人士的窃笑,机会主义者们的摩拳擦掌,和更多劳苦大众的沉重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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