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青山夕照明

----记马立祥和他的画作

    如果眼睛没有变得象太阳,它就看不见太阳。心灵也是如此,本身如果不美,也就看不见美。(普洛丁《九卷书》)。

    立秋才过,老战友马立祥过访,并惠我二辑已出版的画册。一本出版于一九九三年,另一本《西双版纳专辑》刚刚问世,经他老校长刘海栗大师题签的封面,还散发着沁人的墨香。这两本画册出版,前后仅相距七年,已让我惊叹其创作的旺盛,而据他说,未发表的尚有几百幅作品,都是他在退休后十年间完成的,这简直令我膛目结舌了。在老马的头上还有许多与绘事相关的头衔,还要义务地参加许多社交活动,举办画展,为慈善事业义捐,参加笔会……十年间,他的足迹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从红军长征的雪山草地到老山前线;从丝绸之路到敦煌石窟到张家界的原始森林,塞外高原,江南水乡,天山绝顶,边陲村寨,到处都留有他的鸿爪泥痕,在一幅幅画里都可寻觅到他的艺术感悟和心路历程。当他娓娓地向我叙述时,读者诸君切勿误以为这是个年富力强的中年男子,他今年已过了七十华诞了。我无不调侃的跟他说:“曹孟德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移用到你身上可改作‘老马奋蹄,志在千里’”。他略显悲情地说:“耽误的太多太多了,我要‘从头越’,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不会止步……

    送走了老马,我在灯下翻阅一页页画幅,脑子里快速飞转着各种驳杂的思想;这位五十年前与我同在一个行军锅里吃饭的战友,对他似乎既熟悉又陌生,透过岁月的尘封、历史的凝重,从他身上又找回我们曾经拥有又曾失落的许多东西,在涌动的心潮下,漫成以下几首诗,并记下这篇文字:

其一

五十年前旧同胞,戎衣脱去弄紫毫。

青山踏遍人未老,弯弓欲设浙江潮。

其二

冤比浩劫多八年,男儿有志不怨天。

越国从来无寥种,我以我血绘杜鹃。

其三

武夷三十六雄峰,九曲清溪个不同,

借来河山作画稿,妙手慧心夺天工。

其四

庾信文章老更成,干将岂无百练锋。

笼鸟时花不足贵,立马吴山歌大风。

其五

大地春风亿万家,丹青处处笔生花。

动人最是新雨后,夕阳斜照漫天霞。

    老马一九二八年出生在浙江东阳镇一个贫寒的农家。东阳四面环山,交通偏僻,但民风淳厚,山川秀丽,是海内外著名的木雕竹编之乡。相传木雕工艺已又两千多年历史,唐宋时已名声大震。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从事这门工艺的匠人多达数千人。在东阳无论是庙宇、住宅、厅堂的屋架、梁柱、斗拱和门窗的装饰乃至橱、床、桌、椅,到处可见雕娄得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人物花卉,以细腻的刀法作平面娄空,玲珑剔透,极具神采。木雕工艺的基础是绘画,艺匠鲜有不通晓绘画者。幼年的马立祥就是浸染在这个充满艺术的氛围,流连在艺匠的绘刻中成长的。我们在追寻马立祥艺术创作的基因上,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背景,即在他生长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崛起过一代又一代独领风骚的艺术巨擎,如马远、王孟、王冕、吕纪、陈老莲、徐文长、任伯年、吴昌硕、丰子恺……流风所及,不绝于缕,直到现在仍余韵犹存,钟山川之灵气,秉人文之精华,浸润日久,见闻既多,马立祥的艺术天赋当然就其来有自了。

    是缘份或是机遇,总之,马立祥抬腿向社会跨出第一步时,他遇上位至今仍让他动情不已的先辈-----他的启蒙老师陈松平先生,这位在解放后被授予一级国画师的花鸟画,当时在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师,而马立祥就在这所学校就读。陈先生很快就发现这个衣着朴实的孩子,对美术有一种超长的悟性,往往一经点拨,就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心里就多了几分怜爱。课后经常把他叫到自己家来,耳提面命,口授心传,马立祥的潜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一年全省中学校举办美展,马立祥的潜能得到很大的提升。马立祥一人竟有二十五幅作品入选,使他第一次尝到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满足。正当马立祥处露头角之际,日渐窘迫的家境,已无力支撑他求学的资用,父亲来信要他辍学回乡务农。陈松平先生获悉后,立即写信给他的父亲,力称这名学生在艺术上的禀赋,宜需在校学习,并承诺代付全部学费,终于使这棵刚刚破土的幼苗没有中途夭折。每当叙及这位德艺双馨的启蒙老师。他就充满无限深情,而陈先生的人格精神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也在这个学生身上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影响着他的人生之路。

    一九四八年马立祥负极北上,考进了刘海栗先生创办的上海美专国画系,这原是他进入艺术殿堂的绝佳机会,但是,这一年正是中国社会大裂变的前夕,革命的狂飙正向南方推进,骚动中的上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荡。这时校方决定南迁广州。马立祥为家境所累,不能随行,无奈只好回到东阳,在本乡的小学当教务主任兼任中学美术教员。这时党领导的浙东游击队在山区里异常活跃。他的一位游击队的亲戚,引发了他胸中的爱国激情,毅然地申请加入游击队。游击队大队长认为他的教师身份更有利于获得情报,要他留任。次年四月,游击队攻克东阳,马立祥奉命接管学校并去区政府工作,不久,国民党集结残部有反扑过来,迫使他避走杭州,经干校介绍在当地的大经小学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一九四九年九月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人名解放军某部文工团,旋又调至三野特纵特科学校。为该校新组建的文工队首批成员,笔者与老马共事即从此始。当时他从事舞台美工,我搞戏剧。解放初期的部队文艺工作没有现在这么专业,强调“一专三会八能”,以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所以当时谁也不知道马立祥是个丹青能手。直到一九五七年中央军委筹备建军三十周年,把他借调到北京,参与军事博物馆布置展览,才使他的才华有所展现。在展览会开幕之前,叶剑英、彭德怀元帅等来检查工作,发现展厅的墙上悬挂多幅清丽典雅的国画,叶帅就问展厅负责人,这些画是请外面画家画的,还是出自部队同志之手?当得知是马立祥所画后,赞许道:“很有基础,大有培养前途。”并嘱随行的政治部同志说:“展览结束,要让他继续深造。”由于叶帅的发现使马立祥脱颖而出,上级安排他在北京向齐白石、李可染等大师学习,继而又让他去刚成立的中国画院,师从王友石教授。此后,又挂职去华东艺专和南京艺术学院深造,这些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使马立祥眼界大开,根据坚实,艺术日臻成熟,加上他的悟性与韧劲,可以说已经登堂入室了。正当他可以展示才华时,庐山会议结束,左倾思潮从全军蔓延全国,在艺术领域,花鸟、山水画当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消闲,遭到批判,马立祥不得不将刚刚提起的画笔又被迫放下。他回到部队当教员,文艺助理员,以至改行搞新闻,成了《解放军报》通讯站站长,一干就是十三年。

    一九六八年是“文化大革命”向“武化大革命”演变的高潮,打、砸、抢、抄、抓、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马立祥在一个炮兵的师级单位,暂时可以躲过暴风雨的裹挟。但是,性格决定了命运,马立祥必然是在数在劫难逃。一次,上级发来一个文件,即林彪的《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向团以下新闻干事传达时,要求暂时把文件中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毛泽东这样的人物几千年,几百年才出一个……”不要在发稿时引用见报,马立祥在传达时倘照本宣科,或许暂时可以逃过劫难,谁知他按照自己的认知对上述问题作了解读,他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恰当。毛主席自己也前面讲话,后面检讨,北戴河会议和七千人大会就是例子。”说毛主席是很谦虚的,林彪神化毛主席的话,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三忠于”、“四无限”、“万寿无疆”的造神运动诉之为“是个人崇拜”,“有封建色彩”……这些当时只能腹诽而不能言说的朴素真理,一经拆穿,不啻石破天惊,如踏地雷,立即被好事者告发,师部象炸了锅一般,给他引来灭顶之灾。

    马立祥立即被监禁了,家也被抄了,珍藏了几十年的徐悲鸿、齐白石、张书旅、王个移的作品和文艺书籍全部都成了罪证,予以抄没,在批斗会,他的领章,帽徽被扯了下来,劈头盖脸的罪名如雨点般向他袭来,在不准抗辩下,他作为“政治投机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被清洗出党,遣送回原籍,让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刚刚进入不惑之年马立祥,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陷入痛苦的困惑之中,他总以为是一场没睡醒的恶梦,幸而家乡的父老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却给了他一个宁静的港湾,当他理清如乱麻一般的思绪后,坚定地相信自己没有错,于是他毅然提起笔,为自己,也是为历史,进行了一场长达十八年的抗辩。“九.一三”林彪摔死在异邦,他的处分减轻了一分,四人帮垮台,他的处分又减轻一分,就象剥竹笋一般,整整十八年,他才讨会了清白和尊严,然而这已经离他退休不远了。

    苦难对弱者是一种不幸,而对于强者这种不幸会转化为催人奋进的动力冒失其格外珍视生命的意义。我们从马立祥近十年的人生轨迹中,得到可充分地印证。一九八九年,他六十一岁,退休了,半个世纪以来在旧体制内生活,一切运转都按既定的规则行事,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惯性与惰性,现在退出这个体制,就象一个零件从大机器上拆了下来,这既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失落。不少人甚至不知所措,精神上的孤寂与身体上的疾患都悄然而至。而马立祥却又是一种想法,他自感过去失去的太多,许多年就象发动机在空转,压抑的内心,一直积蓄着一股强烈的艺术冲动,现在正可让它酣畅淋漓地释放出来,于是他又重新拿起了画笔,然而,他的笔竟迟迟不能落下……他反顾自幼师从学习传统的花鸟画格式,以无法展现他对生活和大自然的追求,“陈陈相因,百年不变,重复前人的画稿。”(美术史论家马鸿增先生语)这种束缚花鸟画发展的传统必须冲决,要象梵高说的那样:“再现大自然”,深入生活,才能产生激情,反映出具有时代感,并符合当代人民大众的审美情趣的作品来,于是他背起行囊,走出画室,踏上漫长而又艰苦的文化之旅。

    在雁荡山上壁立千仞的危岩上,他仰见几株凌霄迎风飘舞,傲然怒放,不禁平然心动,原来真正的凌霄既不在道旁篱边,也不在庭院盆里,而在人迹罕至的绝顶,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在张家界的原始森林中他发现千年古藤,形如龙蛇游走,俯仰转折,攀挂悬吊,即使是张旭的狂草,壮士之舞剑,也难状其万一。他也曾泊舟江南古镇,投宿傣家竹楼;攀登天山绝顶,探幽谷,越沙海,登长城,渡黄河,祖国山川的辽阔壮丽,大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让他惊诧莫明,激动不已,这些都是他生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都一一收入了他的画夹。由于能感受造化之生机,领悟大自然之神韵,不仅题材丰富,意境超逸清新,笔端流泻出一股对生命、对生活的挚爱真情。当这些画作出现在展览会上,立即受到包括美术界的关注,海内外传媒也纷纷撰写报导,有些精品成了美术馆、博物馆的馆藏,国外日本、菲律宾、等及国内的各种奖项也接踵而来。国家领导人出访;他的作品也入选当作礼品赠送友邦…….马立祥对这些标志成就的一切并不感到意外,心态也很平常,他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只不过迈出一小步,改变一下传统的创作方式而已,自己要探索的方面还很多,钱中书先生谈过:“传统有惰性…….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化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老马以为中国画的画种之一的花鸟画于此为甚,因此,不仅要走出画室,扩大题材,在表现方法上也要有所借鉴,有所创新,否则就不能体现时代精神,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为此。他作出了艰苦的尝试,其执着精神着实令人感佩。

    熟知国画的人都知道,写意画宜用生宣纸,墨纸可以漾开,能产生一种特殊的效果;而工笔画则反之,宜用熟宣,墨色比较稳定,老马的画是写意兼工的,但他采用了生宣,这就给他在作画时产生相当的难度。不仅要求意在笔先,胸有丘壑,而且要笔笔连绵相属,气脉不断,稍有不慎,即成败笔。国画不似油画,错了可用颜料覆盖,老马也坚持不用中国画的白粉进行涂饰。行内人可以想见他这种画法难度之大,要求之高。他在开始探索这种画法时,也不知画费了多少宣纸,有幅画竟画了四十二天,其中报废了六次。即使到了现在,他已熟练的掌握此法,一幅画也少则十多天,多则一、二月,绝非一挥而就。他的西双版纳系列作品,便是此种画法的代表,新近出版的《版纳专辑》便是从中精选的。读者不难从中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张学成先生指出:“他屏弃了传统花鸟画的小格局。而代之以人的思想感情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增加了花鸟画的艺术内涵和形式结构构成。将中国花鸟画面貌向前推进一步。”在这组里,不仅其题材为前人所未用,在突破传统上,也有着过人的胆识与气魄,譬如传统国画尚疏,马则用密;传统尚浅,马则用浓;传统工笔大都为二度空间,平面展现,马则“向背殊状,昏明易色”立体感极强。笔者于美术所知不甚了了,不敢廖评,但“目之于色也,有同美。”(《孟子·告子》)我看了马立祥的版纳系列祖国,就想到王国维先生对李后主的评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人间词话》)马立祥的花鸟画庶几近之!这种眼界,这种感慨是人生的况味,远不是艺术所包容的,但又体现在艺术作品中,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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